文｜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 Marthe M. Hinojales，Catharine Kho 和 Anthony Tan 1

摘要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盡管國際環境嚴峻，東盟+3地區的經濟增速仍令人矚目。該地區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驅動力，在保持較強韌性的同時，也成功應對了影響該區域持續增長的各種挑戰。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和大量中產階級的出現促進了本區域增長再平衡，區域內需為穩定該區域的持續增長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過去10年中，區域一體化的進程，特別是東盟和+3經濟體之間的合作，為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促進了彼此的緊密合作。展望未來，隨著進入下一個10年，東盟+3地區的經濟將持續發展，區域一體化程度也將不斷加深。盡管短期經濟前景仍不明朗，但長期基本面依然穩中向好。然而該區域仍面臨日益的結構性挑戰，如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解決這些挑戰將需要不斷加強衛生和氣候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不可避免地對該地區未來的宏觀金融穩定及經濟整體發展產生影響。

一、引言

東盟+3地區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即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國、中國香港2、日本和韓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過去的10年中（即2013-2022年），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放緩，東盟+3地區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強驅動力。在此期間，該地區的增長動力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轉向內需保障了該地區經濟平穩增長。由于城市化進程加快和人均收入增加，該地區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區。受益于區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東盟+3地區在過去10年間經濟活力和韌性不斷增強。盡管全球面臨各種不利因素，從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2018-2019年）到新冠疫情的暴發（2020年初），以及此后地緣政治沖突和緊張局勢加劇（2021-2022年），本區域各經濟體不斷深化貿易往來、金融投資和人員流動（旅游和移民）等各方面的合作，朝著一體化方向進一步邁進。在這10年中，東盟+3內部以及與其他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不斷增加，達成了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所有這些行動和迄今為止取得的成果，都證實了各成員國對保障地區經濟金融穩定的堅定承諾，進一步增強了該區域抵御風險的能力。展望未來，區域一體化的持續趨勢使該地區未來10年的前景依然樂觀。然而，東盟+3地區的前景將取決于每個經濟體（以及作為一個區域的集體）是否有能力利用自身優勢，妥善適應新冠疫情后現有商業規范和貿易環境劇烈轉型的環境。與此同時，本地區還面臨長期的結構性挑戰（如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這些挑戰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本地區未來的宏觀金融穩定。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不僅要防止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問題惡化，還要保障該地區未來10年的增長潛力。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回顧了過去10年間（2013-2022年）本區域經濟發展情況，包含從全球金融危機后恢復時期到新冠疫情結束之間的年份。第三節總結了過去10年在區域一體化和合作方面取得的深刻影響本區域當下經濟格局和未來前景的進展。第四節分析該地區在新冠疫情之后面對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這些長期挑戰的情況下未來10年的經濟前景。

二、回顧歷史：全球金融危機結束后10年間東盟+3地區的經濟發展回顧

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這十余年的經濟復蘇歷程同時充滿了不確定性和變革，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崛起，伴隨著國際貿易動態變化和技術進步。美國和歐元區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開始進行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和去杠桿化，而東盟+3地區持續擴大。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時，該區域從根本上實現了增長動力的重新調整，由外需拉動轉向區域內需拉動，為過去10年內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受益于快速城市化進程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東盟+3地區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區域和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盡管市場動蕩頻繁，但該區域仍然實現了穩步增長和金融穩定。該區域央行和監管當局積極作為，采取全面政策組合拳，保護經濟免受經濟周期波動的風險。

（一）東盟+3地區增長動力的重新調整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也是全球宏觀經濟格局的關鍵轉折點（Park等，2013）。自此之后，全球預期經濟增長率放緩，金融市場動蕩加劇。盡管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造成了負面影響，但它對區域經濟的短期影響相對有限（圖2.1）。在很大程度上，東盟+3地區并未受到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金融動蕩和信貸市場崩潰的影響，但是受美國和歐元區經濟下滑以及后續的資產負債表修復的影響，東盟+3地區的貿易需求確實長期下滑。貿易渠道將全球金融沖擊傳導到東盟+3地區，亞洲的供應鏈一體化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沖擊，對區域內出口產生了連帶效應（圖2.2）。

在美國/歐元區多年的資產負債表修復過程中外部需求崩潰，東盟 +3 地區經歷了一段較長的出口低迷期

令人鼓舞的是，東盟+3地區在此期間大多數經濟體的國內需求表現強勁，緩解了全球貿易疲軟對經濟的影響。各國當局實施了有針對性的一攬子財政計劃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了各國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此外，中國在4萬億人民幣財政刺激政策下實現了快速增長，對整個東盟+3地區產生了巨大的積極溢出效應，緩解了美國和歐元區外部需求疲軟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這為東盟經濟體（即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馬來西亞和越南）參與跨境項目提供了機會，從而促進了區域內的投資。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時，東盟+3地區實現了根本增長動力的重新調整，從依賴外需轉為區域內部需求，支撐了本區域過去10年的強勁增長（AMRO 2019；AMRO 2020）。圖2.3顯示，來自東盟四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和中國的內需（扣除進口）在出口總增值中所占的份額從2005年的72%上升到2021年的80%左右。在過去10年，區域內需占主導地位，區域內制成品中用于區域外出口的份額減少，而用于滿足中國和該區域其他國家最終需求的增值出口份額增加（進一步討論見第三節）。

受益于快速城市化進程和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東盟+3地區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區（圖2.4）。該地區目前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以上（28%）（按市場匯率計算），高于美國（25%）和歐元區（14%）。更重要的是，該地區已成為全球增長的最主要驅動力。2008至2022年間，該區域對全球增長貢獻率是美國和歐元區貢獻率總和的兩倍多（圖2.5）。伴隨著經濟增長，該區域全球貿易份額不斷上升，其中大部分是由不斷增長的內部貿易和投資所驅動（亞行，2017）（見第3節的進一步討論）。例如，2022年東盟+3地區內部貿易額達到6.4萬億美元，相較2008年增長兩倍。2022年，“東盟+3”內部貿易占其全球貿易額的44%，與歐元區內部貿易所占份額（47%）相當。

東盟+3已擴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區，并日益成為全球增長的更大推動力

（二）市場不利因素增加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全球經濟需求長期疲軟、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采用非常規貨幣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金融部門進入動蕩頻繁、市場波動率高的時代。在此背景下，本區域資本流動激增、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匯率升值且信貸大幅擴張。各國央行長期實行超低利率政策，各國投資者逐利而動，大量外國資本流入東盟+3地區的新興市場國家——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圖2.6）。一些東盟經濟體逐步推行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該區域的資本流入（Chua等，2013）。為應對流動性過剩問題，雖然各經濟體具體措施存在顯著差異，但該區域內大多數經濟體在積累外匯儲備的同時允許該國匯率對美元升值，從而應對這一挑戰。3印度尼西亞、韓國等經濟體在2010-2011年間的貨幣匯率迅速升值（圖2.7）。充裕的流動性也推動了該區域股市的發展，部分國家的基準指數在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間屢創新高，如韓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圖2.8）。無獨有偶，銀行業尚未償還的貸款余額在短時間內急劇增加，特別是在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這一指標已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40%（圖2.9）。

全球金融危機后的10 年前半期，全球流動性充裕導致東盟 +3 國家的資本流動激增，匯率大幅升值。

……也導致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和信貸強勁擴張

隨著美國經濟的初步復蘇，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開始談論在2013年中期結束非常規貨幣政策或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的可能性。在“縮減恐慌”(taper tantrum)中，全球避險情緒高漲，風險資產大幅重新定價。因此，包括本地區在內的許多新興市場出現大規模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外部融資風險溢價擴大和股票價格下跌。基本面較弱的國家會遭受更嚴重影響，面臨財政和貿易雙赤字的亞洲新興市場（如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在此期間更加脆弱。令人鼓舞的是，東盟+3地區的新興市場認真吸取了“縮表”的教訓，采取各類措施、加強宏觀經濟基本面，幫助其減輕美聯儲2014年貨幣政策正常化時的市場反應。由于脆弱經濟體（尤其是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穩步增長和經常賬戶改善，整個區域內的市場壓力得到抑制（圖2.10）；充足的儲備金更進一步保障了該區域的經濟穩定（圖2.11）。

2016年底，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投資者因擔心美國的貿易政策，尤其是與中國的貿易政策，紛紛涌向傳統的避險資產，全球新興市場再次陷入低迷。與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不同的是，中美貿易關系在隨后兩年（2018-2019年）面臨嚴峻考驗，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導致中國對美出口急劇下降。由于中國的汽車和電子產品出口與東盟+3地區高度相關，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擔憂在該區域的全球價值鏈中廣泛傳播。盡管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但在一定程度上區域內一些經濟體可從之后的貿易轉移中受益。圖2.12顯示，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東盟+3地區（不包括中國大陸）從美國進口格局轉移中受益最大。雖然地區出口總額仍然疲軟，但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間，部分經濟體在美國進口總額中所占份額不斷增加。這一數據表明，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中降低的大部分份額被其從東盟+3地區（中國大陸除外）經濟體的進口所抵消（圖2.13）。這一積極的發展態勢表明，該區域與中國產品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該地區將會繼續從貿易轉移中受益，特別是區域中與中國出口產品相似度較高的地區。

經常賬戶結余的改善和充足的儲備緩沖有助于保障區域金融穩定

東盟 +3(中國除外)經濟體經歷了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導致的貿易轉移

（三）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

正當全球增長和全球貿易開始從長期低迷中恢復的時候，新冠疫情（COVID-19）席卷全球，東盟+3地區也未能幸免。盡管各經濟體的損失大小有所差異，但大多數經濟體都遭受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區域內所有經濟體都采取了嚴格的社會隔離措施，這些措施一度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蔓延，使得該區域內大多數經濟體的病例數控制在零或非常低的水平，與美國和歐洲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對本區域大多數經濟體來說，成功遏制病毒傳播的作用是短暫的，事實證明病毒比人們想象的更加狡猾和頑強。最初為遏制病毒而采取的嚴格限制政策給經濟活動和勞動力市場都造成了嚴重損失，表現為許多經濟體失業率急劇上升、勞動力參與率下降以及就業率下降（圖2.14和2.15）。同時，人員流動限制和邊境關閉政策導致出口下降，國際旅游活動面臨毀滅性打擊（圖2.16、2.17）。自2021年初以來，隨著新冠病毒相關疫苗的開發，區域內各國的主要戰略轉移到提高疫苗接種率和采取更有針對性的限制政策上，從而在保障國民安全的同時，盡量減少對經濟的影響。

新冠病毒流行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大影響

人員流動限制和邊境關閉政策導致出口下降，國際旅游活動面臨毀滅性打擊

2022年以來，該地區終于在疫情防控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可以預期更全面的開放和更強勁的經濟復蘇。特別是東盟地區（圖2.18），得益于其國內需求的強勁反彈，東盟地區在2022年呈現出比+3地區經濟體更強勁的增長。新冠病毒抑制措施的取消釋放了被壓抑多年的需求，消費支出和投資總額激增。更重要的是，盡管2023年初出現了大規模的奧密克戎感染事件，但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率（包括初次接種和加強針接種）使東盟經濟體重新保持開放的趨勢（圖2.19），對國際游客重新開放邊境大幅促進了那些依賴旅游業的經濟體的增長。

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率(包括初次接種和加強針接種)使東盟經濟體重新保持開放的趨勢

（四）宏觀經濟政策

在政策發展方面，鑒于全球金融周期帶來的挑戰和國內政策制定方面的限制，本區域各國政府逐漸重視擴大政策工具包，使本區域央行和監管當局采取包括外匯干預和一整套宏觀審慎政策及相關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在內的全面政策組合，以保護經濟免受全球金融周期的風險，補充傳統的需求側政策工具。東盟+3地區在宏觀審慎政策措施方面表現尤為突出，與其他地區相比，東盟+3地區更廣泛地采用了此類政策。文獻顯示，東盟+3地區率先使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如貸款價值比和債務收入比），通過抑制信貸過度增長和抑制資產價格膨脹來防止全球金融失衡的加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此外，資本流動管理措施被用作一種反周期工具，以抑制資本大幅流動帶來的金融不穩定風險。在這方面，區域決策者成功地遏制了與信貸、流動性和資本相關的金融穩定風險。

在新冠疫情期間，得益于各國政府不斷增強財政管理、采取持續的財政審慎政策，東盟+3地區的經濟體為抗擊新冠疫情，采取了非同尋常的宏觀金融政策，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范圍來看。各國央行放松貨幣政策，重新調整宏觀審慎政策，以減弱新冠疫情對金融和信貸市場的不利沖擊，支持經濟活動。此外，央行還提供如下幾種方式支持，包括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如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監管寬松以及有針對性地放松宏觀審慎措施；也包括建立雙多邊貨幣互換協議或向國際金融機構借款來確保美元流動性的政策，以抵消因貿易收入中斷和對風險資產的風險厭惡所產生的壓力。

2022年隨著東盟+3地區的經濟復蘇，該區域當局已基本結束了在新冠疫情期間采取的非常規刺激措施，恢復政策緩沖空間。然而，俄烏沖突導致燃料和食品價格急劇飆升，該區域通貨膨脹率驟然上升。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和全球經濟形勢惡化迫使一些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采取有針對性的財政支持政策以保障經濟增長。東盟+3地區在未來一年內將繼續面臨政策的激烈權衡和艱難決策，要實現多重政策目標，就必須采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并調整政策組合。

總之，從2013年到2022年的10年間，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國際貿易形勢不斷演變。在此期間，由于主要發達經濟體（美國和歐元區）經濟恢復艱難，外部需求依然相對低迷，而充裕的全球流動性又使市場充斥大量資本，資產價格上漲、經濟波動加劇。鑒于全球經濟對區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東盟+3地區在區域內貿易增加的支持下，更多地轉向依賴區域內需求作為增長動力。這種日益增長的區域一體化——即生產、投資、消費和出口活動越來越多地在區域內進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經濟體共同努力實現共同繁榮的愿望，不僅促進區域內經濟體更緊密的合作，而且增強了區域內經濟體的長期韌性。這將是下一節的重點。

三、加強聯系：區域一體化與合作的進展

過去10年間的各種全球沖擊不僅證明了東盟+3地區非凡的經濟韌性，這些沖擊在某種程度上也為本地區各經濟體提供了動力，促使它們更加緊密地合作，以實現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共同目標。盡管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遭遇挫折，人們對經濟安全的擔憂不斷增加——從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2018-2019年），到新冠疫情大流行（2020年初），再到此后地緣戰略競爭和緊張局勢的加劇（2021-2022年）——但本區域各經濟體卻進一步加強了經濟聯系與合作——我們預計這一趨勢也將繼續持續下去。本章將對過去10年內東盟+3地區一體化與合作的某些方面進行剖析。

（一）貨物和服務貿易的進展

在亞洲的各個次級區域中，東盟+3地區是迄今為止貨物貿易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這反映了東盟+3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完善的生產網絡4。作為區域和全球重要制造業中心中國在近年來不斷崛起，構成了東盟+3地區跨境生產網絡的強大推動力。這一趨勢在中間品，特別是來自東盟的中間品上表現的更為明顯。2013年至2021年期間，東盟+3地區的平均區域內貿易份額接近46%（圖3.1）5，與前10年相比較穩定。然而，該份額在2017年達到47%的峰值后，近年來有所下降，反映出各種外部沖擊對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的影響，尤其是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新冠疫情以及隨后的俄烏沖突。

在過去10年中，得益于東盟 +3 地區國家之間聯系愈發緊密，該地區的貿易一體化一直保持強勁態勢。

這一下降也反映在該地區的次區域貿易中，如：東盟和+3地區各自的區域內貿易份額在過去10年中也有所下降（圖3.2），然而，“東盟+3”整體的區域內貿易份額并沒有大幅下降，而且仍然高于各次地區的份額。這表明東盟經濟體正在與其+3鄰國進行更多的一體化和貿易，反之亦然。東盟與中國中間產品緊密的貿易聯系是這一趨勢的基礎。事實上，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保持著東盟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新華社，2022）。此外，雙邊貿易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中國與東盟經濟體的貿易傳統上以中間產品為主，中國再向美國等其他市場出口最終產品。然而，從增值額份額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國東盟貿易的性質，可以發現東盟與中國的貿易正由中間品貿易轉為滿足中國需求的最終品（圖3.3），促進了該地區的增長動力的調整（見第二節的討論）。例如，2021年，中國吸收了東盟區域各國的國內價值增值總額中出口部分的20%，而這一比例在2000年僅為6%（圖3.4）。不過，各國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在東盟10個經濟體中，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其中7個經濟體的國內價值增值總額中出口部分的最大消費國（主要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6這表明經濟增長——尤其是該區域內高度開放和依賴貿易的經濟體的增長——與中國的需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今后這一現象將愈發顯著。

東盟 - 中國貿易一體化的性質已慢慢超越中間產品，轉向滿足中國消費者的最終需求。

區域內服務貿易雖然落后于貨物貿易，但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平均來說，2013年至2021年間區域內服務貿易占區域服務貿易總額的40%（圖3.5）。因為東盟是制成品的主要加工和組裝地，這反映了外國直接投資（FDI）從+3經濟體流向東盟的的強勁勢頭7。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比例有所下降，這很可能是因為東盟幾個經濟體正逐漸超越簡單的組裝，進入制造業價值鏈中附加值更高的環節——例如設計和制造（AMRO2021）。受益于多年來區域內游客的強勁增長，本區域的旅游服務業有所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旅行服務因新冠疫情而受挫，但因為與貨物相關和其他商業類別（包括信息和通信技術及其他現代服務貿易）的復蘇抵消了旅行服務的下降，東盟+3地區的整體服務貿易在2021年得以迅速反彈（圖3.6）。

服務貿易一體化雖然落后于貨物貿易一體化，但也表現強勁，主要是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服務活動以及旅行和運輸。

(二)投融資方面的進展

東盟+3地區生產和貿易網絡的發展可追溯到20世紀60-70年代，當時發展中經濟體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積極開放，作為其“出口制造”增長戰略的一部分（AMRO 2021）。此后，流入東盟+3地區的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迅速增加（圖3.7）。在過去10年中，來自區域外市場的內向型外國直接投資開始放緩，特別是自2013年“縮減恐慌”以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穩步攀升。我們觀察到，在2013年至2020年期間，東盟+3地區內外國直接投資份額的增長大大低于該區域內貨物貿易份額的增長，前者增長了11個百分點，而后者增長了不到1個百分點（見圖3.1）。造成這一差異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東盟+3地區的制造商和出口商越來越多在其消費市場內部或附近進行生產（而不是直接出口），從而降低成本。

因此，東盟+3地區中約60%的外商直接投資來自本區域內部，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以往，區域內流入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來自日本跨國企業，但近年來來自中國（包括香港）的投資份額也顯著增加；另一方面，東盟內部的外國直接投資基本穩定在17%左右（圖3.8）。大部分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制造業，尤其是電氣和光學設備、金屬、化工和運輸設備行業——也是區域價值鏈最為強大的幾個行業。在2018-2019年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期間，區域內投資仍保持韌性，但在2020年，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區域內投資有所下滑，尤其是受日本對東盟對外投資下降的影響。盡管如此，該地區在疫情后呈現強勁復蘇趨勢，使得該區域外國直接投資額在2023年得到恢復，尤其是與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數字化以及“三新”經濟相關的行業（AMRO 2020、AMRO 2023a）。

令人鼓舞的是，與跨境資本流動相關的其他指標表明東盟+3地區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雖然與貿易一體化和外國直接投資一體化相比，這些指標仍然較低，但它們表明，在該地區強勁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和穩健的增長前景推動下，東盟+3地區內部對金融資產的興趣日益濃厚。截至2021年，在債券市場的深化和擴大的背景下，東盟+3地區國際債務發行總額的近30%區域內持有（圖3.9）。雖然這一份額在2013年后，即“縮減恐慌”之后有所下降，但該地區發行新債的意愿并未得到大幅削弱。在股票投資方面，東盟+3地區內投資者大約持有該地區股票發行總額中的20%；這一比例雖然略低于債券，但在過去幾年中迅速增長。+3經濟體是最大的區域內發行者。就持有量而言，東盟+3地區內證券投資占成員經濟體總投資組合（債務和股票）的不到20%。有趣的是，在過去10年中，該地區的投資者似乎越來越傾向于持有更多的東盟+3股票，而不是債務——這很可能是由于超低收益的國際環境所致（圖3.10）。

由于該地區基本面強勁，金融市場不斷深化，

盡管近年來全球經濟震蕩，但該地區內的投資額仍保持了韌性

除了資本市場，東盟+3地區的跨境銀行業聯系仍然很低，多年未出現大幅增加。國際清算銀行（BIS）關于地方銀行業統計（Locational Bankin Statistics, LBS）的數據表明，該地區許多銀行（向國際清算銀行報告數據的銀行）8，向東盟+3地區經濟體以外的交易方提供了更多貸款。因此，即使總債權比例保持穩定，東盟+3銀行對該地區的債權占其總債權的比例已從2014年的6%以上降至2023年初的3%左右（圖3.11）9。在各經濟體中，泰國和中國的超過30%全球銀行業債權來自東盟+3銀行，而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這一比例約為20%。另一方面，東盟+3銀行對該地區的負債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表明，雖然東盟+3地區的銀行向外放貸較多，但它們從區域內借貸量也較為可觀（圖3.12）。截至2023年初，東盟+3銀行中來自中國的負債約占全球銀行負債的40%，其次是菲律賓約占30%。

然而，與其他區域金融一體化措施相比，東盟+3的跨境銀行聯系仍然較低

（三）人員流動量的進展

東盟+3地區的人員流動主要體現在旅游業。在過去10年中（新冠病毒時期除外），旅游業迅速發展，成為東盟+3地區許多經濟體服務貿易出口金額增長的主要驅動力（AMRO 2022）。過去10年經濟快速增長，中產階級日益龐大，中國家庭是其中的主力軍（AMRO 2020）。該地區各層面促進旅游的政策，使得東盟+3地區的旅游基礎設施和生態系統在規模和復雜程度方面都不斷提升10。

隨著收入增加，東盟+3游客開始增加區域內的旅行活動（Chua、Lee和Liu，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東盟+3地區的入境游客總量在2019年達到2.808億人次，其中約70%來自本區域內的經濟體（圖3.13）。中國公民到周邊經濟體的出境游增長迅速，旅游消費增加。因此，區域內需求推動該行業成為東盟+3中部分經濟體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包括日本、韓國、泰國和越南）11。2023年初，在中國游客回歸速度放緩的情況下，區域內游客（不包括中國）為東盟+3地區的整體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帶來了期待已久的提升。盡管新冠疫情造成了巨大損失，但支撐區域內旅游業增長潛力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東盟+3地區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整個區域的軟、硬基礎設施投資的急劇增加。

超過70%的游客來自本地區，因此區域內旅游是東盟+3一體化的一個主要特征。

除旅游業外，東盟+3地區的經濟體的出入境移民也密切聯系。2020年，該地區約77%的移民來自周邊經濟體（約30%的移民來自中國，其次是緬甸和印度尼西亞，分別為15%和11%），這得益于地理位置鄰近、文化聯系密切、匯款便利以及大量支持移民工人的有利政策（圖3.14）。然而與前10年相比，這一比例有所下降。這表明有更多來自區域外國家的移民來到東盟+3地區定居，特別是在該地區越來越多的經濟中心崛起后(édes，2019）。泰國和柬埔寨——東盟+3地區中最依賴旅游業的前兩大經濟體——也是東盟+3地區內部移民的最大東道國；泰國2020年98.5%的移民來自東盟+3的鄰國，其次是柬埔寨（95%）。相比之下，菲律賓和緬甸的入境移民更多來自世界其他地區。新冠疫情引發的邊境封鎖政策凸顯了移民勞動力在東盟+3經濟體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口負增長相對較強的地區。在過去兩年中，重新吸引外國工人的政策有所增加，進一步增加了本區域的移民存量。不過，大多數區域內移民仍屬于半技術和低技術工人（即幫工和體力勞動者）。

由于地理位置鄰近和鼓勵外籍勞工政策等有利因素，”東盟+3“區域內移民也穩步上升。

另一方面，近期出境移民的趨勢表明，東盟+3經濟體中的許多人仍傾向于前往區域外的經濟體（圖3.15）。發達經濟體的高收入機會是東盟+3移民，尤其是技術工人移民的主要推動因素。2020年，超過60%的出境移民前往北美和中東等市場。超過60%的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和緬甸的出境移民移居到周邊經濟體；相比之下，來自菲律賓、日本和文萊的移民主要移居到東盟+3地區以外的經濟體。這也反映在雙邊匯款流量上：2021年，前一組經濟體從東盟+3收到的匯款至少占其匯款總額的三分之二（圖3.16）。然而，總體而言，東盟+3匯入匯款總額中只有7%來自區域內。這可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離開東盟+3地區的出境移民人數較多；(2)東盟+3移民的人均匯款額較低，以及(3)新冠疫情的影響。大約20%的匯出匯款留在本區域（由區域內匯出匯款流量占其向外匯款總額衡量）。但是，在2010年至2021年期間，該地區14個經濟體中有9個經濟體的東盟+3地區內移民占其出境移民的比例不斷上升，這將支持未來幾年的地區內匯款比例上升。

（四）區域合作倡議

毫無疑問，東盟+3地區在過去10年中在貿易、資金流動以及人員流動等各個層面的聯系日益緊密，是成員經濟體多年來發起、推動和深化各種雙邊合作倡議和區域合作倡議的成果。所有這些行動，包括迄今取得的成果——都證實了各成員國對確保區域經濟繁榮和金融穩定的堅定承諾。

過去10年間，東盟+3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FTAs）數目不斷增加（圖3.17）。許多已簽署（和現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合作范圍更廣，屬于多邊合作協定，而非雙邊合作協定，包括《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2019年）、《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2018年）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2022年）12。值得注意的是，RCEP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集團，也是東盟+3致力于自由貿易和開放的有力證明（Hinojales 和 Tan，2022）。RCEP具有對超過90%的商品下調關稅、詳細規定貨物貿易規則以及致力于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等主要特點，這些特征不僅將在未來創造新的貿易和投資機會，還會加強區域供應鏈（Hinojales，2022）。更重要的是，強調促進以可持續和數字化為主導的增長，在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方面帶來更加緊密的區域一體化。

在金融方面，區域金融合作多年來同樣取得了巨大的飛躍。自1997年以來，“東盟+3”經濟體基于亞洲金融危機進行合作，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就如何進一步改善本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監管合作、加強危機應對能力、構建安全合作網絡以及促進本幣債券市場的發展開展密切合作（Khor, Guinigundo 和 Kawai, eds., 2022）。例如，2010年3月，用以支持東盟+3成員國之間流動性支持的多邊貨幣互換機制，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正式生效，初始規模為1200億美元。13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于次年成立，負責對地區經濟進行監督，并支持這一地區金融安排的實施。此后，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得到了進一步加強——2014年，該機制的規模翻了一番，達到2400億美元；2021年，各成員修訂了這一協議，將使用美元以外的成員國本幣制度化（AMRO 2023b）。除了CMIM之外，東盟+3區域內雙邊互換安排（BSAs）的規模和數量也有所增長（圖3.18）。其中90%涉及當地貨幣的東盟+3雙邊互換安排的擴大協議發生在已經建立貿易和金融聯系的經濟體。例如，東盟內部的互換協議側重于促進貿易和投資中的本幣結算，而《日本-東盟互換協議》則主要出于保持金融穩定和支持短期流動性的需求（Han 和 Lulu，2022）。

對自由和基于規則的貿易的堅定承諾以及區域金融穩定是東盟+3區域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

促進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ABMI）是東盟+3地區的另一項重要倡議，由亞洲開發銀行提供支持，旨在促進該地區債券市場的發展。這一倡議不僅促進了東盟+3整體市場規模的增長，還改善了本幣債券市場的運作過程和流動性，使發行人和投資者都能從更可靠的收益曲線、更長的債券期限、更廣泛的基準發行產品和更多的債券類型中受益（Yamadera， 2022）。各成員正在不斷加強這些舉措，同時探索新的區域金融協定（RFAs），從而進一步加強本地區抵御新出現的風險（如新的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的能力（Hinojales 和 Tan，2023）。

展望未來，隨著本區域開始進入新冠疫情時代后的下一個發展階段，我們預計區域內一體化水平將在過去10年所取得進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東盟+3地區的經濟體必須繼續加強區域內聯系，深化經濟一體化進程，擴大經貿合作領域，保障本區域增長韌性，使區域內所有經濟體廣泛分享區域發展的成果。

四、展望未來：地區前景與長期挑戰

前兩節強調了東盟+3地區在過去10年中應對各種挑戰表現出的卓越韌性。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最嚴重時，本區域的總體經濟活動增長平平，而當各經濟體重新開放經濟時，經濟活動又強勁增長，這種韌性再次得以證明。盡管全球經濟局面仍不樂觀，但東盟+3在加強區域合作方面取得了進展，這是其韌性的重要基礎。在今后一段時期，東盟+3的前景將取決于該區域的凝聚力和能力，以利用各經濟體的集體優勢來應對疫情后形勢下的逆風和挑戰——這些逆風可能會破壞該區域的經濟復蘇和金融體系的穩定。與此同時，東盟+3還面臨著長期的結構性挑戰（如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和地緣經濟分化），這些挑戰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本區域未來的宏觀金融穩定。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這不僅是為了防止新冠疫情大流行引發的經濟傷疤惡化，也是為了保障該區域未來10年的增長潛力。

（一）宏觀經濟展望

展望未來，預計2023-2030年東盟+3地區的平均增長率為4.5%14，與2012-2019年5.3%的平均增長率相比有所放緩（圖4.1）。外部挑戰增強是當今區域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但持續強勁的國內需求和區域內需求部分抵消了這一影響。從近期到中期來看，在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情況下，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仍將疲軟，外部需求可能仍將走弱。與此同時，由于商品價格——特別是農產品價格——仍高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全球通脹率預計將繼續走高，擠壓家庭可自由支配的支出。美國貨幣政策緊縮周期持續時間的不確定性，以及美聯儲政策及市場預期間的錯位關系，也可能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出于對國家安全的擔憂，地緣戰略競爭加劇，這可能會削弱現有高度一體化的全球價值鏈。長遠來看，盡管外部環境較弱，但在本區域許多經濟體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的支持下，內需仍將是本區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第3節所述，區域內貿易、服務、投資和勞動力一體化等主要趨勢將繼續加強，抵消全球經濟增長疲軟的影響。因此，預計到2030年底，東盟+3地區將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趨勢（圖4.2）。

東盟+3地區近10年來的增長速度將放緩，但產出水平將會逐步恢復

在2030年前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趨勢

在未來10年，東盟+3地區仍將是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43%，略低于新冠疫情前45%的平均水平（圖4.3、4.4）。這一增長軌跡主要由中國、日本和韓國驅動，其對全球經濟貢獻率占地區貢獻的四分之三。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放緩至4.5%，低于全球金融危機后10年7.7%的平均水平，但中國仍將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持續發揮核心作用。不利的人口結構和生產率的下降是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年）。由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持續挑戰，我們預計日本的經濟增長將持續低迷。與此同時，由于全球需求增速放緩，韓國的增長速度將更加緩慢。

該地區中的東盟五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平均來說在2023-2030年間為全球增長貢獻9%。其中，印度尼西亞人口眾多，將成為這一增長勢頭的主要引領者。在消費方面，預計私人消費將持續為東盟五國經濟增長提供支撐；在投資方面，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將直接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因此，預計投資將以較為溫和的速度增長。年輕的人口結構和持續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推動菲律賓經濟的繼續增長；家庭支出和私人投資則將成為未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增長的重要動力。

預計東盟+3地區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中日韓和東盟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將超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預計BCLMV（文萊、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經濟體的增長將逐步加快，平均每年增長5.2%。因此，到下一個10年末，這些經濟體將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更大的份額（圖4.5）。在順利渡過疫情后，文萊和柬埔寨的國內投資和旅游業恢復將推動其經濟增長。盡管老撾現有的結構性弱點可能會制約該國經濟的增長，但在自然資源出口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持下，老撾經濟也將實現增長（世界銀行，2023年）。緬甸的增長前景將繼續受到政治局勢的影響，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抑制了該國的投資。然而，假設政治僵局得到解決，在投資增長和出口反彈的帶動下，緬甸的經濟增速將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東盟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增加，部分抵消了中日韓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下降的影響

（二）區域一體化和合作展望

東盟+3地區前景展望的一大重要特征是有望繼續推進一體化與合作進程，這保障了該區域未來的持續發展。未來10年，區域一體化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雖然未來區域一體化的速度可能慢于上一個10年——地緣政治局勢的緊張帶來了政策不確定性，民粹主義壓力引發了部分發達經濟體全方位的保護主義政策——但支持東盟+3地區建立愈發緊密的經濟金融聯系的催化劑并未改變。

東盟+3地區必須加強物流互聯互通，以促進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發展，從而更好利益日益轉向東盟+3地區的全球需求。東盟+3地區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亞洲購物者”（Shopper Asia）的興起，意味著該地區的出口商將越來越多地迎合這一迅速擴大的產品和服務市場。考慮到外國直接投資選址主要考慮市場因素，東盟+3地區更加靠近消費者，因此外國直接投資也更可能留在本地區。除了滿足區域內需以外，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的跨國企業吸取新冠疫情的教訓，為增強供應鏈韌性、更好應對復雜的地緣政治格局在此投資建廠。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東盟投資，以預防地緣政治風險、降低生產成本、并更好地利用現有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優惠關稅（Chua等,2023）。此外，日本政府對將生產轉移到東盟的公司予以補貼，韓國政府也出臺“新南方政策”，鼓勵韓國公司向該方向轉移。這些趨勢表明，東盟+3地區未來的投資和金融聯系將更加緊密，同時會加強供應鏈安全，鼓勵區域內移民勞工流動。+3經濟體的勞動人口萎縮，將會有更多業務轉移到那些年輕人口較多的經濟體，移民和匯款額度的增長會使他們受益（Oros 2023）。

東盟+3地區可以利用數字化和數字一體化的力量，加強地區之間聯系和整體增長潛力。雖然數字化在前10年的作用并不明顯，但它將成為東盟+3地區一體化向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新冠病毒加速了“數字化進程”，推動電子商務和其他易于跨境交易的數字服務蓬勃發展。2021年生效的《東盟電子商務協議》將促進該區域跨境交易發展，推動東盟各經濟體更多使用電子商務的方式。這將使它們在網絡安全、數據保護和數字身份等領域趕上+3經濟體，從而進一步促進整個區域的數字和經濟一體化。數字化還將促進東盟+3內部更高水平的貨物貿易的發展——其中，電子平臺和電子文件是海關手續簡化的關鍵，而智能技術將進一步改善整個地區的物流互聯互通（AMRO 2022）。通過完善實時跨境支付和結算基礎設施，特別通過建設覆蓋該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高效協調、可交互操作的全區域支付網絡，上述因素將對東盟+3地區金融一體化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充分發揮跨境貿易和電子商務的潛力。

最后，東盟+3地區的發展要以控制現有氣候變化風險為前提（見第四節（三）長期挑戰），東盟+3經濟體還需要通過加強在跨境能源貿易、技術創新以及綠色金融網絡等領域的合作，共同努力制定共同長期的氣候變化愿景和戰略（AMRO 2022, AMRO 2023a）。

（三）長期挑戰

盡管增長前景光明，但東盟+3地區仍然面臨諸多長期挑戰，如果沒有相應的應對措施，這些挑戰可能會阻礙地區經濟發展。在本文中，我們將簡要強調該地區面臨的兩個突出的結構性挑戰——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受限于篇幅以下部分將對這兩項挑戰進行概括介紹。

東盟+3地區目前正在經歷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3中所有經濟體的人口都在下降。未來10年，東盟+3地區中的五個經濟體將進入重度老齡化（或超老齡化）社會，超過20%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圖4.3）；其他尚未進入老齡化的東盟+3經濟體的老齡化速度也較以前明顯加快（圖4.4）。只有柬埔寨、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受益于其較高生育率，老齡化速度較慢。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我們需要考慮多方面的經濟影響，包括對財政政策、勞動力市場和經濟體增長前景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主要問題是勞動力減少。隨著新增勞動力的減少和退休人數的增加，各行各業都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從而削弱東盟+3經濟體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享有的競爭優勢。除非全要素生產率相應提高，否則人口老齡化將導致經濟體的潛在增長率下降。

大多數東盟+3經濟體正在經歷人口老齡化加速

此外，人口老齡化也必然給公共財政帶來壓力，醫療保健服務、養老金和其他老年人護理設施的需求激增。對于社會保障體系欠發達的東盟+3經濟體來說，這意味著需要進行重大改革，不僅要確保老年人的福利，還要控制財政失衡。在這種背景下，可持續的養老金制度、醫保融資模式和長期護理設施變得至關重要。據估計，與2022年相比，2032年的醫保支出的額外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從不足1%（中國、日本和泰國）到超過2%（香港、韓國和新加坡）不等（AMRO 2023c）。東盟+3地區即將發生的人口結構變化伴隨著挑戰，必須制定積極的政策，采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戰略，如投資自動化和提高勞動力技能，從而減緩勞動力縮減可能帶來的經濟放緩。此外，養老金和醫保制度改革以及支持這些改革的財政措施也至關重要。政府應鼓勵婦女和老年人更多地進入勞動力市場，甚至移民改革也可以作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廣泛戰略。

在氣候變化方面，"東盟+3"經濟體面臨著巨大的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將對未來的發展前景產生重大影響。在實體風險方面，東盟的幾個經濟體——緬甸、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在1999年至2018年期間是世界上因與天氣有關的災害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經濟損失最大的10個經濟體之一（AMRO 2021）。就轉型風險而言，減緩氣候變化——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世界上碳密集度最高的經濟體減少溫室氣體（GHG）排放的漸進過程——現已成為全球的當務之急。

東盟+3向碳中和的加速轉型將對區域內經濟體的中期宏觀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要應對實體風險和轉型風險，東盟+3地區就必須轉變生產、消費和分配現有資源的方式。一些東盟+3經濟體被評估為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最差的經濟體之列（圖4.6）。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資的支持，從而會對各經濟體的宏觀經濟基本面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對碳排放進行適當定價（此舉為減緩氣候變化的關鍵）將推高化石燃料能源的價格，可能影響東盟+3地區的出口競爭力，加快引致現有存量資本過時，甚至影響經濟增長，而這一切都需要靠對綠色能源更大的投資來抵消。

大多數東盟經濟體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較差，國內生產總值將受到嚴重影響

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風險可能會蔓延到金融體系，并可能擴大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隨著災害更加頻繁、劇烈和廣泛，企業受自然災害影響加劇，抵押品價值減少，進而影響企業資本總量，而東盟+3銀行可能面臨信貸違約增加的問題。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愈發不健全，導致保險成本急劇上升，進一步給家庭和企業帶來壓力。隨著投資者越來越多地向清潔和綠色投資傾斜，東盟+3經濟體現有化石燃料項目的貿然撤回都可能使該地區面臨數十億美元的資產擱淺的風險，這再次凸顯了氣候變化給金融穩定性帶來的風險。

2023年至2030年期間，東盟+3地區的平均增長率預計將放緩至4.5%，低于前10年年均5.3%的增速。短期內，全球增長疲軟（尤其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全球通脹加劇以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將抑制經濟增長。盡管如此，區域內需仍將是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到2030年底，東盟+3經濟體將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趨勢。在+3經濟體的帶動下，該地區預計將在未來10年為全球增長的貢獻43%的力量。其中，中國盡管增長放緩，但仍將發揮核心作用。在東盟內部，東盟五國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支柱，而BCLMV經濟體將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增長率。東盟+3地區將重點關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數字化，進一步加強區域一體化。包括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在內的長期挑戰需要我們進行前瞻性規劃，以確保財政可持續性和經濟穩定性。該地區應對這些挑戰、保持合作和一體化的能力對于該地區實現可持續的長期增長至關重要。

專欄

東盟+3地區的未來與“一帶一路”倡議(BRI)的背景15

東盟+3地區各經濟體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富有活力，未來10年預計將持續保持這一趨勢。與此同時，正如第四節所討論的，該地區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長期挑戰，需要對關鍵基礎設施進行持續投資。然而，對東盟的中低收入經濟體而言，即使經濟增長有望恢復，收入向發達經濟體靠攏的速度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圖A)。值得注意的是，制造業出口戰略是許多東盟經濟體的主要增長動力，需要持續的大規模投資，特別是在支持這些出口的基礎設施方面。一方面，新冠病毒凸顯了該地區許多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投資的不足;另一方面，該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增加，需要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預測，東南亞未來二十年的基礎設施需求每年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這數字超出了該地區大多數經濟體的能力。盡管財政改革有可能彌補部分缺口，私營部門也可能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外部支持，資金總量仍然不足。此外，該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缺口巨大目不平衡，低收入經濟體的儲蓄與投資缺口以及中等收入東盟經濟體缺乏支持基礎設施發展的生態系統等各種挑戰加劇了這一缺口。

東盟發展中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差距最大；

與BRI相關的投資日益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驅動力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BRI)河在縮小地區基礎設施差距方面發揮作用。自2019年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在本區域的投資加速增長，在亞洲的投資日益多樣化(圖B和圖C)。“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是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增長，填補沿線國家巨大的基礎設施缺口，這一倡議可以為本區域內的經濟體提供融資機會,為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添磚加瓦增添動力,同時通過生產網絡產生積極影響。在氣候投資方面，為應對氣候問題，盡管各項目存在差異，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項目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這將進一步增強“一帶一路”倡議在綠色基礎設施融資方面的吸引力，如適應氣候的基礎設施、該地區的防洪設施和海岸線保護設施。同樣，在醫療衛生領域，區域經濟體可以充分利用發展醫療衛生領域基礎設施或以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轉讓為主要目的“一帶一路”的項目。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基礎更加廣泛

然而，為了做出更大的貢獻，“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解決近年的一些核心問題，包括:合作經濟體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投資那些不可行的項目，進而陷入債務陷阱;合作經濟體對具有地緣政治重要影響的戰略資產的控制力度將因此減弱: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對當地的實際收益仍然有限。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擔憂反映了投資國中國與其他東道國之間的期望錯配問題。過去的發展經驗，包括東盟+3地區的發展經驗表明，這種期望錯配問題并非不可克服16。只要能獲得可觀的長期經濟收益，中國和其他東道國就可以制定出一套既能解決雙方關切又能維護雙方利益的方案。

其中一種可能的方案可以借鑒如下三個主要原則:明確挑戰、建立健全的治理方式以及學習成功項目的經驗，從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發展。過去“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項目，包括那些作用于本區域的項目都著重強調解決經濟可行性和債務可持續性問題，需要確定基礎設施建設的先后次序并對基礎設施運營問題做細致處理。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協調一致的管理框架，明確界定包括主要國際組織在內的所有利益收關方的作用，匯集資源，釋放資金，分散風險，并制定參與規則，從而指導具體項目評估、債務可持續性分析和風險緩解措施的推行。

最后，東盟可以作為實施、完善和展示“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成效的試驗田。受益于東盟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的高度互補性和一體化傾向，再加上東盟經濟共同體的發展倡議，東盟可為“一帶一路”倡議發揮最大影響提供肥沃的土壤。東盟成功案例不僅有利于解決該地區的基礎設施需求，也可作為全球其他“一帶一路”項目的典范。

五、結論

總之，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過去10年里，盡管全球形勢更加復雜，東盟+3地區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該地區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在面對多重全球沖擊時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經濟韌性。經濟基本面的有利因素，如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和日益富裕的環境中出現的龐大中產階級，極大地促進了該地區的增長動力的調整，區域內需已成為反映中產階級迅速崛起的重要增長支柱。區域一體化，特別是東盟+3之間的一體化進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更多動力，反映了過去10年間區域成員國在貿易、投資和金融方面加深合作的顯著成就。

在這一勢頭的基礎上，東盟+3地區有望在下一個10年實現持續增長，而持續強勁的地區內需將成為這一趨勢的主要推動力。隨著該地區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城市化進程和持續的結構轉型，區域內部消費和投資將成為更重要的增長動力。區域一體化的關鍵作用不容小覷。東盟+3經濟體之間不斷深化的聯系，不僅促進了彼此的貿易往來和投資，還提高了跨境互聯互通水平，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緊密的區域一體化提高了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成為區域繁榮發展的放大器。

盡管如此，東盟+3地區仍需應對日益緊迫的長期挑戰。要想解決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等問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各經濟體分配現有資源的方式，包括基礎設施的投資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填補該地區巨大的基礎設施缺口。這種積極的發展態勢值得肯定，并將在未來10年很好地彌補本區域巨大的基礎設施差距。

l  本文由 Marthe M. Hinojales、Catharine Kho和Anthony Tan (主筆)撰寫，Megan Chong 對此提供支持，Allen Ng (均來自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區城監測組)亦對此進行監督。作者感謝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主任 Li Kouqing 博士和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首席經濟學家 Hoe Ee Khor 博士的指導和有益意見。所有觀點和錯誤僅代表作者本人。

2  為簡潔起見，文中“中國香港”和“文萊達魯薩蘭國“分別簡稱為“香港“和“文萊”。

3  區城新興市場的中央銀行為應對資本流人激增而采取的外匯干預措施，盡管程度不同，但都是為了減輕貨幣供應量增加所帶來的影響。摩根(2011)認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內流動性的直接影響似乎很容易被沖銷干預政策所遏制。

4  這是相對于其他五個地區而言的:中亞、東亞、南亞、東南亞以及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區(見《亞行2023》)。

5  區域內份額是指區域內貿易(出口加進口)占世界貿易總額(出口加進口)的百分比。

6  美國仍然是這三個經濟體出口DVA的最大消費國:柬埔寨、菲律賓和越南。就其他經濟體而言，中國在2004年對緬甸、2005年對老撾、2009年對文萊、2011年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2013年對新加坡和2014年對泰國的出口量超過了美國。

7 根據經合組織-世貿組織服務貿易平衡數據庫，與貨物有關的服務包括兩個部門：(1) 為他人擁有的實物投入提供的制造服務；(2) 別處未分類的維護和修理服務。第一項包括“不擁有相關貨物的企業進行的加工、組裝、貼標簽、包裝等活動”。也就是說，制造活動是由不擁有貨物的實體進行的，并由貨物所有者支付費用（馬來西亞統計局，2011）。

8  來自東盟+3的BIS報告銀行來自中國、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

9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債權是指“[匯報銀行]存放在[其他]銀行的存款和余額、給銀行和非銀行的貸款和墊款以及持有的證券和參股”。另一方面,負債“主要涉及從銀行和非銀行收到的存款和貸款”。

10  這包括營銷、質量標準、連通性、安全和安保、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主題公園、酒店和餐館以及其他領城(AMRO 2022)。

11  在東盟+3地區，旅游業對經濟活動和就業的平均貢獻在2019年分別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5%和總就業人數的12.9%。

12  CPTPP的11個成員包括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另一方面，截至2023年6月，RCEP在東盟10個成員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生效。

13  CMIM的核心目標是(i)解決東盟+3地區的國際收支和或短期流動性困難，(ii)補充現有的國際金融安排(AMRO 2023b)。

14  東盟+3經濟體在2023-2024年的增長是AMRO的預測，而其他經濟體和2025年以后的增長則包含了工作人員對牛津經濟學預測的判斷。

15  本節概述了"一帶一路"倡議文件:應對挑戰和釋放潛力以實現高質量和包容性增長的框架》(Khoretal.2019)。

16  將“金磚倡議”與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在東盟的對外直接投資(ODI)相提并論是很有見地的。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盡管最初飽受批評但卻成功地協調了雙方的利益，實現了雙贏。日本最初的財政援助計劃因與使用日本承包商和采購日本商品掛鉤而受到批評。然而，隨著政策和做法的改變，日本的財政援助計劃受到好評。